海外客家
「客家人」、「客家族群」並非是一個存在中國已久的團體或是人群分類的代稱,「客家」一詞的概念化更是到晚近的19世紀中後才逐漸明朗。而臺灣作為客家人主要的移居地之一,臺灣客家經過數個世代的發展,其規模與影響力已經不能忽視,甚至成為維護與傳承其文化的重要推手。
隨著全球化的擴張,任何一個區域或是國家都無可避免地參與其中。換言之,生活在這些土地上的人們必然在這環球鏈軌之上進行所有物質與非物質的互動交流,客家人也無不例外。那麼,這個只是以方言為主要特徵而成形的新興群體是如何將自己放置在全球的視野中?又要如何從全球的視野中,定位與拓展臺灣的客家呢?
在討論本文問題意識之前,首先我們必須先定義何謂「海外客家」?根據蕭新煌學者的解釋,海外客家是指排除了中國原鄉以及臺灣兩地以外之客家族群與社會作為研究對象的客家研究。但是嚴格來說,臺灣客家在經歷了上百年的本土化與臺灣化,早已形成一個獨樹一格,與海外其他地區的客家有著不同的族群歷史與政治文化面貌的社會有機體。如此一來,海外客家的研究理應包括了臺灣的客家研究,因此在本文所討論的——在全球的視角下來定位臺灣客家,就有其價值與重要性。
而欲想揭開海外客家的面紗,就必須緊繫著華僑史的脈絡下梳理。現存在世界各地的華人社群與社會,正是華人海外移民的結果。再者,客家人作為華人層次下的次族群,除了中國或是臺灣之外,其他地區的政府官方並未將其獨立出來個別討論,多是以幾句描述性字眼帶過,散見於華人相關的研究或是報告之中,並未形成獨立的研究領域。因此,探究海外客家移民現況或是移民史的途徑必然與華僑史息息相關。
另一方面,將客家放在全球化的框架下,就不能再以中國史或是臺灣史的觀點解釋這些持續且動態的遷移行為與過程,而是藉由一個整體性的視野來評價。通過對歷史上的事物或概念進行相互的參照,分析其緣由,從中找出共同與合理的詮釋方式,由此擴大深度與廣度,進行宏觀的歷史研究。例如19世紀客家人的遷移動機,不單單只是當時中國南部地區人口過剩、局勢動盪與饑荒頻傳等內部問題,更要考量到國際社會對契約勞工大量需求的外部因素。
客家人邁向全球的野心,從明清時期就早已預示了。從貿易買辦、契約勞工,再到落地生根並組織協會社團來幫助後到的族人,例如各地崇正總會的相繼成立,以及數屆世界客屬懇親大會的舉辦。即便當代海外客家社團,在經歷了數代的經營後,可能受到當地政治、經濟與社會的交互影響,對其產生了組織內部結構性的改變或調整,但依舊不動搖海外客家人與移居國所交織與揉雜出的族群文化特徵與價值。
最後,回顧到臺灣自身,經歷了原漢衝突、閩客械鬥、籍貫制度、四大族群,再到多元文化主義,客家人與生活在這片土地上的其他族群無疑也已譜出專屬於臺灣客家的客家性。再加上臺灣客家擁有專職的官方機構客委會,以及成熟的客家學術研究單位,因此將自己定位為世界客家的領頭羊是必要且必然的結果。趁著今年世界客家博覽會在臺灣的舉辦,除了勾勒出全球客家的整體面貌與展現客家性的多元發展,更重要的是凸顯臺灣客家成為世界客家文化交流的新平台。
參考資料:
吳憶雯,2017。〈由全球史視角從事客家研究的幾點看法〉。《中正歷史學刊》,第20期,頁211-233。
蕭新煌、張翰璧、張維安主編,2020。《東南亞客家社團組織的網絡》。桃園:國立中央大學出版中心。
筆者:甘富尹,國立中央大學客家社會及政策研究所三年級在學生。
隨著全球化的擴張,任何一個區域或是國家都無可避免地參與其中。換言之,生活在這些土地上的人們必然在這環球鏈軌之上進行所有物質與非物質的互動交流,客家人也無不例外。那麼,這個只是以方言為主要特徵而成形的新興群體是如何將自己放置在全球的視野中?又要如何從全球的視野中,定位與拓展臺灣的客家呢?
在討論本文問題意識之前,首先我們必須先定義何謂「海外客家」?根據蕭新煌學者的解釋,海外客家是指排除了中國原鄉以及臺灣兩地以外之客家族群與社會作為研究對象的客家研究。但是嚴格來說,臺灣客家在經歷了上百年的本土化與臺灣化,早已形成一個獨樹一格,與海外其他地區的客家有著不同的族群歷史與政治文化面貌的社會有機體。如此一來,海外客家的研究理應包括了臺灣的客家研究,因此在本文所討論的——在全球的視角下來定位臺灣客家,就有其價值與重要性。
而欲想揭開海外客家的面紗,就必須緊繫著華僑史的脈絡下梳理。現存在世界各地的華人社群與社會,正是華人海外移民的結果。再者,客家人作為華人層次下的次族群,除了中國或是臺灣之外,其他地區的政府官方並未將其獨立出來個別討論,多是以幾句描述性字眼帶過,散見於華人相關的研究或是報告之中,並未形成獨立的研究領域。因此,探究海外客家移民現況或是移民史的途徑必然與華僑史息息相關。
另一方面,將客家放在全球化的框架下,就不能再以中國史或是臺灣史的觀點解釋這些持續且動態的遷移行為與過程,而是藉由一個整體性的視野來評價。通過對歷史上的事物或概念進行相互的參照,分析其緣由,從中找出共同與合理的詮釋方式,由此擴大深度與廣度,進行宏觀的歷史研究。例如19世紀客家人的遷移動機,不單單只是當時中國南部地區人口過剩、局勢動盪與饑荒頻傳等內部問題,更要考量到國際社會對契約勞工大量需求的外部因素。
客家人邁向全球的野心,從明清時期就早已預示了。從貿易買辦、契約勞工,再到落地生根並組織協會社團來幫助後到的族人,例如各地崇正總會的相繼成立,以及數屆世界客屬懇親大會的舉辦。即便當代海外客家社團,在經歷了數代的經營後,可能受到當地政治、經濟與社會的交互影響,對其產生了組織內部結構性的改變或調整,但依舊不動搖海外客家人與移居國所交織與揉雜出的族群文化特徵與價值。
最後,回顧到臺灣自身,經歷了原漢衝突、閩客械鬥、籍貫制度、四大族群,再到多元文化主義,客家人與生活在這片土地上的其他族群無疑也已譜出專屬於臺灣客家的客家性。再加上臺灣客家擁有專職的官方機構客委會,以及成熟的客家學術研究單位,因此將自己定位為世界客家的領頭羊是必要且必然的結果。趁著今年世界客家博覽會在臺灣的舉辦,除了勾勒出全球客家的整體面貌與展現客家性的多元發展,更重要的是凸顯臺灣客家成為世界客家文化交流的新平台。
參考資料:
吳憶雯,2017。〈由全球史視角從事客家研究的幾點看法〉。《中正歷史學刊》,第20期,頁211-233。
蕭新煌、張翰璧、張維安主編,2020。《東南亞客家社團組織的網絡》。桃園:國立中央大學出版中心。
筆者:甘富尹,國立中央大學客家社會及政策研究所三年級在學生。